法国“左派”经济政策的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翟永平

自1981年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当选总统，到现在奥朗德当政，三十多年间法国“左派”经历了三代领导人。法国三代左翼领袖在当政期间推行的经济政策特点、制约因素及其实施效果，值得面临社会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回顾、思考和借鉴。

法国左派和右派的概念源于18世纪末大革命时期，以对待国王作用的态度形成了保守派和改革派两种势力。坐在国民议会主席右边的是保守派，称为右派；而坐在左边的改革派称为左派。进入工业化社会，法国左派推动社会平等、维护劳工权益，并主张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国有化，这与强调维持既有秩序、保护资方权益、尊重自由市场的右派立场形成鲜明对比。按照法国老百姓的形象说法，左派用“心”，指“良心”；右派讲“理”，即“理性”。可以说，法国战后的政坛一直纠结于左、右派的“心”、“理”之争。

一、密特朗：“强势左派”

1981年的法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陷入滞涨的严峻经济形势，失业人口高达160万。当选总统的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在当时被认为是“强势左派”，他在大选中提出110条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司法的全方位改革建议，许诺“在1982年要实现更公正的社会，完善更公正的分配制度”。为此，密特朗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即通过国有化确保国家对工业战略物资和金融市场的控制，为降低失业增长、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服务。这一措施涉及5家大的垄断工业集团以及36家拥有10亿法郎以上存款的银行。对这些企业实施国有化后，国营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国家控制约一半的工业企业。为缩小贫富差距，并以扩大消费刺激经济，密特朗政府推行 “社会公正”计划，主要内容是提高最低工资10％，提高最低养老金和成年残废者补贴各20％，提高家庭补贴25％，提高住房补助50％，并在1982年推出“巨富税”，向法国最富有的1%家庭征收资产（动产和不动产的总和）税。此外，密特朗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劳动条件和待遇，如将带薪休假增加的到五周、每周工时降低到39小时（2000年由社会党政府主导进一步降低到35小时）、退休年龄从65岁降至60岁、规定企业主每年必须与工人谈判工资水平等。

密特朗推行的一系列扩大社会福利的政策以及企业国有化的措施导致公共开支激增，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因而加剧了通货膨胀。1982年上半年法国通货膨胀年率在14％以上，法国的工业品出口竞争能力被大大削弱。更糟的是，本来减少失业是左翼社会党政府改革计划中的首要目标，可是，由于扩大社会福利，企业负担加重，企业倒闭层出不穷，1982年底失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210万人，失业率超过10％，贫富差距趋势反而进一步扩大。至此，密特朗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试验以失败告一段落。1986年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遭遇失败，右派政府上台，形成左派总统与右派总理的“共治”局面。1987年，在右派政府主导下，法国取消了“巨富税”，并重新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

二、罗卡尔：“改良左派”

1988年5月密特朗竞选连任总统后，任命法国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罗卡尔担任政府总理。与密特朗的“强势左派”形象不同，罗卡尔属于专家治国论者，被法国舆论称为“改良型左派”。罗卡尔认为 “市场不可不要，市场的逻辑是全球性的”，“任何企业，包括国有化企业，都必须学会市场的法则。” 罗卡尔不纠缠企业的私有化、国有化问题。在他执政期间，为缩小法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罗卡尔做了三件实实在在的事，这成为他从政历史上的亮点。

第一，1989年罗卡尔政府以“巨富互助税”的名义，恢复征收被上一届右派政府取消了的“巨富税”，并一直延续至今。2012年，“巨富互助税”的起征点是资产130万欧元，税率为0.25%，资产超过300万欧元，税率为0.5%。 “巨富互助税”是左派执政以后所引入的最具法国特色的经济政策之一。有法国经济学家誉之为“21世纪”的先进税种。政府可将“巨富互助税”的收入直接用于提供最低社会保障所需要的资金。

第二，1988年罗卡尔政府推出了“融入社会最低保障收入”措施，为失业者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此项福利领取者必须承诺参加“重新融入计划”，接受职业培训以获得重新就业的能力，最终完全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一议案在国民议会讨论时，罕见地得到了左翼和右翼各政党的一致支持获得通过。然而，由于法国的整体经济形势没有改善，领取这项社会保障金的失业者逐年增多，从1989年的不足50万人，到1995年已超过了100万人。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政策存在一个缺陷，即，如果领取最低保障金的人找到一份只能领到最低法定工资的工作，那么其收入几乎没有提高甚至更低，这样就不利于鼓励失业者就业。因此，2009年在萨科奇领导的右翼政府主导下，把“融入社会最低保障收入”改为“就业互助收入”，这对于无工作者是一种最低救济金（2012年的救济金为每人每月475欧元），而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它可以保证收入超过最低收入的35%。这样的设计改变了工作与不工作一个样的“救济依赖”，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工作，通过工作摆脱贫困状态。

第三，1990年罗卡尔政府推出“社会保障普摊捐”措施，其目的是为法国的社会保障（包括医保、退休、家庭福利）系统提供资金，补充社会分摊金的严重不足。这项费用冠名“普摊”，因为无论是在职、退休甚至失业金领取者都要缴纳，而且无论是工资、证券、储蓄、房租还是彩票收入都属于征收范围，因此，它的征收基数要比个人所得税和社会性分摊金广泛得多。其税率在1990年为1.1%，到1998年社会党若斯潘政府将其提高到了7.5%。之后，法国政府逐步增加“社会保障普摊捐”在医疗保险费中的使用比重，得益于这一措施，法国工人的医疗保险缴费从收入的5.5％降低到0.75％，从而削弱了医疗保险以职业为基础的性质，扩大了医疗保险的普遍性，缩小了就业者和非就业者之间的差距。

三、奥朗德：“理性左派”

相对于密特朗的“强势左派”和罗卡尔的“改良左派”，新生代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奥朗德应属于 “管理左派”。对奥朗德来说，“进步”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不能相信有一种自动的机制带动增长，不能相信凭借市场的力量或者国家力量，就可以提高购买力和生活质量。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增长有更丰富的内涵，即，包含就业、财富分配以及生态平衡的内容。

自1981年社会党领袖密特朗首次当选总统以来，政权在左、右两派之间数度易手，虽也曾历经短暂的柳暗花明，但法国经济在总体上始终没有走出低谷，尤其是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徘徊在10%的水平。然而，法国的基尼系数这项衡量贫富差别的指标，却能长期基本稳定在0.30左右，无疑这将归功于密特朗和罗卡尔推行的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别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因此，对于奥朗德来说，他首先要继承前辈的政策遗产，维护好法国老百姓的“既得利益”。可以看到，奥朗德的政纲完全没有密特朗式的大手笔改革，也不见罗卡尔式的影响深远的经典新政，更多的是一些具有左翼色彩的象征性政策措施，比如提议暂时冻结油价，并重新设立浮动的国内石油产品税。在就业政策方面，奥朗德承诺将从18 岁就开始工作的某些行业从业人员的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2岁降低到60岁；增加六万个教师职位，以及创造15万个政府补贴的工作来降低年轻人的失业率，对雇用年轻人的公司给予补贴。为进一步控制贫富分化，奥朗德把年收入在100万欧元以上的富人的税率从45%升至75%；提出公司高管的收入上限将不得超过最低工资的20倍; 计划将把总统、政府部长工资降低30%。在涉及民生的住房问题上，奥朗德提出在五年内增建250万套社会住房，这比前任政府计划的要多出30万套，并将重罚那些不遵守法律、拒绝修建社会廉租住房的地方政府。

四、影响法国左翼经济政策走向的三个因素

纵观三十年来密特朗、罗卡尔、奥朗德三代左翼领导人在法国政坛上的实践、其所倡导和奉行的经济政策，笔者认为，法国左翼经济政策走向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作为左翼性质的政党，法国社会党早期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1972年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后为了参与总统竞选，该党逐渐弱化了革命的语言体系，但是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依然是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更加人道的社会为目标，这集中反映在密特朗1981年竞选总统时所提出的110条建议当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制度转型，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福利国家危机，法国社会党内部重新审视 “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1991年法国社会党在《法国和社会主义的新视角》的文件中，用自由、平等、宽容、团结和责任等共产主义价值观对社会党进行了重新定义，宣布社会党与资本主义是融合而不是分裂关系，并信奉以混合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以，从密特朗、罗卡尔到奥朗德，他们制定经济政策时所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逐步弱化。换句话说，“良心”的因素在下降。

第二个因素是选民基础。1981年的总统选举在反映政党力量对比的第一轮选举中，奉行更鲜明左翼意识形态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得票超过440万，得票率为15.35%；而密特朗得票为750万票，得票率占25.85%。可以说，没有法共的这440万票，社会党人密特朗是根本无法当选总统的。因此，密特朗在当选后不顾美国和西欧盟国的反对，力邀四位法共人士入阁，意图借用法共的群众基础推动其改革政策的实施。1984年7月，法共因为反对密特朗“走回头路”的紧缩政策而退出了联合政府。1988年总统选举时，法共在第一轮中得票200万，得票率仅为6.76%，其影响力已经大为下降。2012年这次总统选举，没有共产党人直接参加竞选。奥朗德在第二轮选举的关键时刻，得到了中间派候选人的支持，甚至一部分右翼选民因为对萨科奇不满也投了奥朗德的票，这些非左翼选民成为奥朗德最终胜选的因素。由此可见，三十年来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胜选的民意基础已经从纯粹的左翼向中间乃至右翼位移，选民成分的多样化也对左翼领导人的经济政策走向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当选总统之后运用凯恩斯主义杠杆，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而同样面临经济衰退和失业的严峻局势，当时英国采取的是“双紧”的经济政策，即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则采取“一松一紧”，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当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政策的时候，法国左翼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单枪匹马地刺激需求，结果是“肥水落入外人田”，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外贸赤字翻番，国际收支逆差加倍，使法国变成了西方工业国中最大的举债国，法郎连续3次贬值，成为西方最疲软的货币。不到两年，密特朗的经济政策就不得不与其他西方国家靠拢而转向紧缩政策，从反失业转向以反通货膨胀为重点。今天，奥朗德面临的经济形势要比当年密特朗所面临的局面还要严峻，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更高，尤其是欧元区的掣肘，奥朗德若想实行扩大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新政”，首先要说服德国和其他欧盟伙伴采取同样的政策，否则将在更短的时间内重蹈密特朗当年的覆辙，使法国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沼。

五、法国左翼政府经济政策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回首31年前，1981年5月11日密特朗当选总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巴黎股市曾因为“狼来了”的心理恐慌而暴跌21%；而这次在奥朗德当选后次日2012年5月7日，法国股市不但没有下跌，在收盘时反而上升了1.65%。法国股市对左派领导人奥朗德的当选所显示出的这种“淡定”，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意识形态的淡化和政府权威的弱化，也是一种“不管谁上台都差不多”的无奈。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刻的中国来说，法国左翼政府30多年来经济政策的演变有两点重要启示。

首先，解决经济问题不能从意识形态出发。密特朗当选后从意识形态出发推行的一些“左”的政策措施，如大规模的国有化，没有起到振兴经济和降低失业率的作用；而随后上台的右翼政府的“再私有化政策”也同样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法国30多年来在左、右政策之间的摇摆，经济走向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掣肘，经济增长始终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扬长避短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国际竞争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子，是各国政府都应该首先理清的大问题。若以人均GDP为指标比较，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远低于法国1981年的水平（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当年法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5000美元）。所以，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绝非 “左”、“右”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面对和处理“大道理”与“小道理”的复杂关系。“大道理”也是一种理性，就是抓住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在长远的发展战略上做到“不折腾”，使经济上几个台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同时建立和完整的法制体系，成为名符其实的现代法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可忽视可能危及大局的“小道理”，要讲“良心”，特别是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

其次，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方面，法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和经验。我们看到，在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法国的贫富差距没有扩大，基尼系数长期稳定在0.30左右，社会整体上也基本保持了安定，这得益于密特朗执政以来的一系列保民生的政策，特别是推行“融入社会最低保障收入”措施，为那些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老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使他们可以有尊严地生活。在另一方面，提供最低保障所需要的资金直接来自对富人阶层（特别是超富人群）的高税收，尤其是 “巨富税”针对富人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征税，实现了“手术刀”式的定点转移支付，对减少贫富差距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可以参考和借鉴法国的经验，考虑推针对富裕阶层财产征税，直接用于补贴贫困阶层的最低生活保障。法国实施30年来的实践证明，“巨富税”本身并没有引发法国富人包括企业家的“移民潮”，法国经济的困局与对富人的高征税没有关联；而中国出现的某种程度的“移民潮”则更多是源于社会的不稳因素，而这种不稳因素往往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忽视有关。因此，限制富裕阶层的“既得利益”，有效实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让贫困人群能够在社会上有尊严地生活，有利于降低贫富差别，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最终走向邓小平所倡导的“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