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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两年前有机会听到新加坡著名城建专家刘太格先生讲座,从新加坡城市规划的经验出发为中国城市发展建言,今天在这个博客与读者分享。】

刘太格先生曾任新加坡城市规划发展局局长兼总规划师,对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有“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之称,现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和环境部属下的宜居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他在与中国职员座谈时首先提到,曾听到来访的中国官员形容新加坡比较好规划,因为没有旧的东西,像一张白纸,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在1960年代独立的时候,当时新加坡的总人口是190万,但是住在贫民窟的破旧房子中的人口就有130万,城市规划的难度是很大的。到今天,许多来到新加坡的客人都对新加坡城市布局、绿化赞誉有加,但是更重要也是最关键的评价是Everything works。怎样才可以做到Everything works?刘太格先生介绍了新加坡城市发展规划中的三点重要理念。

第一个理念是把城市看做是“生活机器”。刘太格先生以海平面上的冰山作比喻,很多城市官员重视海平面以上可以看见的部分的雕饰,但是海平面以下的整体规划和功能性的基础工作不够到位。简单地说,一个城市固然有文化、历史、环境等要素,但是首先应该成为“生活机器”,这个机器如果运行不好就会带来塞车、淹水、污染。在一些中国城市规划中,过度强调“城市文化”,却忽略了机器的运行。很多中国城市都在推动地标性的建筑,特点是“高、大、奇、洋”,但是一个城市美不美并不完全在于地标建筑,更在于地表周围的“背景建筑”。比如我们看巴黎市中心,很多人都说这个城市很美,但是这里的美主要体现在背景建筑,而地标性建筑只有几座,如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如果一个城市到处是地标建筑,最后给人的印象只能是“乱”。刘太格先生强调,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首先要明了规划的对象,这就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一个城市的人口达到200-300万人的规模时,就可以形成良性的内部循环,形成一部基本不靠其他城市就可以运行的生活机器。在中国常常听到开发商在开发“XX城”,但其实面积不过几十公顷而已,是不可以称为“城”的。单以形象带动城市发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第二个理念是城市规划要由政府来决策,讲求合理、清晰、实际,不能太“民主”,在这方面不必在意西方的批评。现在中国城市建设在整体上超过了印度,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从上到下有决心搞建设,所以中国城市面貌改变比较快,而印度政府似乎到底哪个部门在搞规划都不大清楚。刘太格先生认为城市规划应以政策带动规划设计,而不能靠民营机构。民营企业缺乏宏观和整体的考虑,且受自身利益的影响,不应该涉足城市规划。然而,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现在往往不是政策带动规划,而是让开发商以项目带动政府规划,结果当然不是很理想。如果把城市比作一座剧院,政府的责任是把剧院的舞台设计得非常完善,而不要干预在舞台上上演的戏剧的剧本和表演。这个“剧本”就包括了建筑设计的造型以及商业运作的内容。刘太格先生在主管政府规划部门期间,就强调政府职员不可以干预建筑设计,也不管开发商是否赚钱,只要符合政府规划的标准,即便政府官员不喜欢,也一样予以批准。当然也有例外,在某些建设地标性建筑的方案,政府要请专家委员会来评审通过。在新加坡只有12块这样的用于地标性建筑的地块,只占新加坡城市建筑中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政府规划部门事无巨细什么都管,那么注意力就会过于分散,不利于既定宏观政策的实施。政府规划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要保护古迹,刘太格先生认为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值得保护的“紫禁城”。他说中国人不会想到要拆掉北京的紫禁城来盖新房子,但是在其他的城市却随便地拆掉了相当于本地“紫禁城”的古迹,非常可惜。

第三个理念是宜居城市不仅要有硬件,也要有软件。刘太格先生回顾新加坡的城市发展,在独立之初130万人住在破房子里,那时基本要求是生存,所以一步一步地进行基础设施,使环境舒便捷,有快速路、地铁。但是,仅有硬件也还不是一个宜居城市,还要有软件,还要有“灵魂”—即居民有作为这个城市一员的自豪感。新加坡是一个有华族、马来族、印度族群的社会,所以首先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实现种族和谐。新加坡原本是一个区域化的城市,但是如果局限于区域化的城市地位,不利于新加坡的进一步发展。新加坡可以说是“远东的以色列”,周边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在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新加坡就是凭借其全球化的地位,抵御了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新加坡政府重视培育市民的文化和文明素养,热爱自己的城市,做快乐、有尊严、有创意的的市民,同时吸引来自全球的精英。


      刘太格先生在回答听众提问时特别提到,城市的规划要有前瞻性和长期性,越是远期的规划就可能越准确。目前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规模,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他幽默地说当他听到中国城市的市长只能担任两届,他觉得这是“坏事”,因为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长期在位可以保证合理的规划和持续性,总体来说利大于弊。1991年他在主持新加坡的城市发展的远期规划时,人口为260万,制定了一个100年的规划,2091年的人口预计为550万。事实上,到2008年新加坡的人口已经达到了500万。所以规划要对“最坏情况”有所应对。刘太格先生还特别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格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北京应该尽快摒弃环路的概念。一个有200-3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可以是功能齐全的“独立”城市,以新加坡为例,500万的人口,分为5个片区,片区底下各有4-5个卫星镇。所以刘太格先生建议北京应该考虑编制为6-7个相对独立的星座式的城市,而不是搞许许多多小的“卫星城”。

【文字整理:翟永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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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观家_翟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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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毕业;法国格勒诺布尔二大能源经济研究所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供职于国际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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